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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梁仲春其实只有三十多岁，但因为他看起来像五十岁的，人们都管他叫梁大爷，他脾气好，便不计较。

梁仲春原是长春人，以前在体制内做文书工作，还是位处长。

批斗时本来没伤着他，是他自己走岔了路从台子上跌下来摔断了腿。

治疗不及时，所以跛了。

一个跛腿的人本身就会显得年龄大，再加上他是带着妻子孩子来的我想说说我和阿诚共处了很多年的那方陋室。

那是一间和其他宿舍别无二致的由牢房改造的单间。

三面环包的砖墙对面是阿诚砌的第四堵墙，门和窗就在这面墙上。

门边钉着一排我用木雕厂废料做的木头衣钩，衣钩下面有个脸盆架，架子上挂着两条毛巾。

离着不远处是两张床，一张挨着墙靠里，一张正对着大门。

我怕阿诚夜里冷，他就睡在里面。

两张床之间有一个旧梳妆台做我俩的床头柜，上面摆着我们的茶缸和一个墨绿色的小台灯梳妆台是苏医生给我们的，她也是上海人，嫁到了东北，夫家条件尚好，像这种用旧了的家具还是会请木工重打新的。

于是她家的旧家具往往便宜了林场的知青。

阿诚将梳妆台上的镜子拆了下来，挂在了脸盆架上方的墙壁上，有时衣服挂的多了，就会挡住镜子。

两张床的对面就是门旁边的窗，窗台上摆着阿诚从北京带到上海、再从上海不远万里地带到第八林场的那盆君子兰。

君子兰的绿荫下就是我的写字台。

写字台旁是一个巨大的双开门旧衣柜，同样是苏医生的馈赠。

只是衣柜太大了，遮挡了大概两厘米的窗口，导致左半边的窗叶一直无法打开。

我和阿诚的衣服并不多，本来全塞进衣柜下面的两个大抽屉里就可以了，但我和阿诚在着装上向来要求整洁，一定是要穿熨得一丝不苟的衣裤。

于是我们仍旧将衣物全部用三角架挂起，整齐地排列在双开门的立柜里。

而下面两个抽斗，便被我塞满了书籍与笔记。

我的相机，是整个陋室里唯一的高档物品。

这台德国徕卡胶片单反相机是我在1964年购于北京友谊商店的。

直至多年后的今日，它依然是35胶片中的佼佼者。

我很心爱这台相机，常常用它记录一些林场的知青生活。

可惜胶卷在这深山老林里不太好买，我的摄影创作时常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

好在我们还有看大门的“梁处长”

，他是十分愿意高价兜售我一些摄影用品的，只是为他带货的卡车司机不懂，有时会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