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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1937年8月之后，新四军在南方组建，需要以隐蔽方式购置装备丶开展招募丶打通给养路线。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街头筹款」能完成，必须要利用大城市的金融网络。

部署情报站丶印刷传单丶建立无线电台丶掩护干部行动，也都要花钱。

传统方式是各地党组织自行筹款，但在经济萧条和战事混乱下，不稳定且效率低。

一旦能渗透到「信孚证券事务所」高层，就意味着可以运用证券交易的方式，暗中调拨资金丶转移款项，而且不易被日军和其他势力察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也希望从国际社会争取一定支援，其中就包括了民间国际游资。

若能利用「信孚」庞大的外资客户网络，通过发行华人救国债券丶海外侨汇等手段，潜移默化将款项输送到前线，更能扩大支持面。

在现代观念里，证券交易离不开政府监管与市场公开透明。

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金融市场更像是一个「多元规则并存」的庞大灰色地带：

当时的主要股份丶债券发行多依赖外资银行主承销，结算也需在这些外国背景的商行或事务所间周转。

本土财阀丶租界势力或青帮丶红帮等，往往在证券市场背后牟取暴利，或干扰价格丶勒索保护费。

法币贬值丶恐慌性资金外流等随时发生，需要有具备快速反应与国际背书能力的中介机构来维持信用。

「信孚证券事务所」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具备国际信用（外资背景）又拥有当地关系网（多年在华运作）的存在。

在它的帐本里，藏着无数人的生死——因为资金往往决定人能否出逃丶组织能否运转丶军队能否补给。

简单概括：

掌控「信孚」=掌控部分金融命脉。

谁拿到控制权，就有能力筛选或阻断某些帐户；

紧要关头还能截留丶挪用，甚至人为制造金融动荡。

隐藏资金的绝佳管道。

透过证券买卖，很多「无名资金」能安全转移，一旦失去此通道，地下党革命经费将雪上加霜；而日方军费或海外融资也失去了不可多得的渠道。

影响金融舆论。

当时的报纸与舆论时常刊登哪些股票丶债券卖得好丶某公司财力雄厚。

这些舆论一旦被「信孚」内部操纵，更能起到「导向民间情绪」的效果，令不同派系受益或受损。

因此，信孚证券事务所在1937年的上海，成为日方和地下党共同角力的重要焦点。

就这样，这家隐于写字楼林立处丶看似寻常低调的机构，在上海乱世风云里便成为无法回避的「城下之盟」：

所有人都想抓住它，为战争丶革命丶利益或理想而鏖战。

魏若来带着苏漫漫从一开始就潜伏到了交易所里，也正是出于这一深远考量——

一旦拿下「信孚」，便能为前线与党组织开辟更多生存与壮大的空间。

而日军驻华大本营（以早川丶松岛为首）内部争斗激烈，各方围绕「信孚证券事务所」的展开了明争暗斗，谁控制战争的钱袋子，自然谁就有真正的话语权。

正是因为日方的内部缠斗如火如荼，任何一方都无法摁死对方，形成僵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