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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朝廷就在川陕和南直隶实行茶叶专卖,明初南直隶一地榷茶收入就相当于六十八万两银子,但收到是宝钞,后来由于宝钞贬成废纸,这六十八万两收入也白白损失,国家分毫之利都得不到。
为此他们还搬出了杨士奇的“茶法论”
,说建议效仿朱元璋杀欧驸马之事,对走私茶叶者重加惩处。
每个省派能臣一个人,专门负责此事,那么每年收入,岂止数百万,并且这种事对百姓也没有太大危害,百姓买不起茶叶就少喝茶即可,主要是收富人的茶税,百利而无一害。
有了榷茶的言论,很快就有了榷酒的言论。
说从汉代以来都有榷酒,其中宋代尤其重视,唯独到了本朝就放开了,这完全不应该呀。
为此还拿出宋代的例子,说宋皇佑间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余贯。
这么多的钱朝廷就白白浪费了。
朝廷就应该专门设官负责此事,一年下来估计又不下数百万收入了。
由于皇帝让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进言,这让许多底层官员看到了机会,看着榷酒、榷盐、榷茶的言论出现,各个官员纷纷查找史书,以史为鉴,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赚钱的法子来。
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他们发现唐宋没有海禁,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每年税赋都有百万。
但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市舶司的收入极少。
因此便有人提出,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海上贸易远不止设立市舶司的广东、福建两省。
其中浙江、南直隶也多有出海经商者,但却没有设置市舶司。
同时福建、广东征收的市舶税,税额极低,国家所得也只有百分之一。
出海征税按所谓常例,随意交纳,回船时更全凭吏员自己私意索取。
利润都归下面的官吏了,与其利归于下,管理失控,还不如设定规范统一的征税定额标准,国家获利更多。
于是就有人马上建议在浙江定海、笮浦(乍浦),南直隶浏河、海门这些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派驻官员,增设海关征税。
不仅如此,还应选择一个“重望大臣”
,作为海外贸易管理征税的总负责。
甚至还给出了收税措施,比如船只出港口的时候,根据量船之大小让他们交纳税额,还可以像内地的钞关之税一样,根据货物的的价值收税。
不仅如此,还要进港口的税,不要太多,十分之二就行了,这个税并不重。
“盖通番之利不重,则人不往。
太重则人兢往。
滨海之民,既专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慕之。
故税其出,税其入,不为苛。”
此等言论越来愈多,还有人提出应该屯田、开矿、铸币等等措施。
随着信息发酵,也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越发坐不稳了,纷纷鼓动上书说不能与民争利,不得压榨百姓商人,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这么爱财贪婪,不能学习神宗。
朱由校对此毫不在意,他就是要让下面讨论,慢慢发酵,都上书,水搞得越浑越好,并且为了扩大四天后的朝议的影响,他还做了一件事。
这些建议都是明末官员确实提出的,可见不是没有为国分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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